近期，被业界称为金融“监管沙盒”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下称“试点”）正提速扩容：上海上月公布首批试点应用项目，深圳、重庆接连跟进，广州、成都等地陆续也被纳入试点。
外加北京、河北雄安新区、杭州、苏州，目前试点范围已扩容至9个地区，累计已有34项创新试点应用“入盒”。
为什么要“入盒”？“为了最大限度降低金融科技发展的试错成本。”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韦立坚说，试点让监管机构可以在金融科技创新大面积推广之前发现风险，提前做好风险控制；金融机构也不会因为创新引发的未知风险而承担过多的责任甚至遭受惩罚。
试点将如何在“安全空间”内探索金融科技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匹配？目前已公开“入盒”的项目有何特点？金融机构如何在试点政策红利下，备战金融科技？广深同时被纳入试点对于湾区有何意义？南方日报记者多方采访寻找答案。
试错
加快良性金融创新落地
试点工作始于去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在北京率先试行。
因理念与国际上推行的“监管沙盒”类似，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被业界认为是中国版“监管沙盒”。
沙盒，顾名思义即“安全空间”。金融“监管沙盒”指在监管机构的主持与监控下，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安全环境中，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允许一些金融企业或科技公司开展金融创新。
今年6月以来，“监管沙盒”加速进行，2个月内先后有北京、上海、深圳、重庆4个城市公布了28个金融科技创新试点项目。而入选试点的城市，也被认为获得金融科技发展的实验红利。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局长霍学文对其有过形象的描述：“通俗来讲，是把金融科技创新装进制度的笼子里，令一切金融创新都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进行。”
为什么试点在业内备受重视？
其实，试点在我国的加速落地，与近年来金融创新发展暴露出来的问题不无关系。
“如数据伦理、风控技术手段，科技对于提升金融效率的效果已经有目共睹，但金融科技本身带来了很多新的风险。”湾区国际金融科技实验室副主任、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副研究员陈波说，这些超出传统监管能力和监管方法的新事物，需要监管理念上的创新，需要在方法和工具上进行新的探索。
而试点提供了一个“缩小版”的真实市场和“宽松版”的监管环境。韦立坚介绍，在确保消费者权益的前提下，试点允许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企业对创新的金融产品、服务及模式进行测试。“它提供了一个检查新规则和新流程效果的空间，在金融创新广泛应用之前能及时发现问题，给予项目试错纠错的可能。”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杨涛认为，试点可以为特定的金融创新提供一个过渡性、测试性、安全性的环境，从而既能够充分把握风险与加强消费者保护，又能够使得创新不再“无所适从”，而是“找到组织”，从而尽快推动良性的金融创新落地。
杨涛指出，试点与过去中国的金融改革试点有类似之处，都是为了创造条件来推动金融创新与发展，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并且尽量观察、应对潜在风险。但从根本上看，二者却差异较大。
试点是一种规范的常态机制安排，也是当前各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金融改革试点则并非常设机制，而且受国家金融改革大背景、地方改革能力与动力等多种因素影响，更多依靠行政审批模式而设立。
同时，在经验教训总结与推广方面，试点更容易形成标准化的制度规则创新应用，而金融改革试点更多需要主动推广，或者自上而下及地方政府间的学习借鉴。“对于更具有前沿性、动态性、敏捷性的金融科技创新来说，依托常态化的沙盒机制建设显得更加合理。”杨涛说。
风险
“出盒”不代表绝对安全
随着试点不断扩容，各地也进入金融科技创新应用项目试点竞跑模式，目前全国已经累计公布34个创新应用项目。
从目前已经公开的项目看，试点项目聚焦于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生物识别、5G、物联网等前沿技术，涵盖数字金融、供应链金融、普惠金融、智能风控等应用场景。
为什么是这些金融创新项目率先“入盒”？
记者观察发现，现有已公布项目的主体仍旧以国有大行和股份行为主，34个项目中，有29个项目由银行牵头或者参与；重庆等地的试点项目，银行参与度甚至达到100%。
金融科技公司尽管没有单独申报的项目，但却联手银行开展项目试点，如腾讯云计算就分别在北京联手北京小微企业金融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在重庆联手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开展相关试点项目。京东数科、小米数字科技、度小满支付等科技巨头旗下金融科技公司均参与不同的项目。
因此，韦立坚指出，大型持牌金融机构对已有业务做出的一些新技术的创新应用，更容易满足监管要求、通过审查；科技巨头在创新领域获得与传统持牌金融机构合作也有竞争机会。
北京市网络法学会副秘书长车宁分析称，对比已经公示的试点应用项目，北京试点项目偏向基础性、通用性应用；上海试点项目可能出于产业政策方面的考虑，所以区块链类应用项目较多；深圳试点项目则更偏向于场景应用类。
除了申报机构，哪些项目更容易获得试点青睐呢？
广东省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防控中心负责人李杰分析，目前已经公布的项目有三个特点：一是突出应用先进技术，聚焦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在智慧金融、普惠金融等领域的应用，致力于提高金融便民服务水平、提升数据风险防控能力；二是突出通过技术破解“数据孤岛”，推动数据融合共享，特别是对于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中的“数据孤岛”问题，多个试点项目提出了创新方案；三是聚焦金融普惠，服务实体经济，不少试点项目以民生、企业需求为导向，形成政府、企业等各方合力，以应用场景创新带动政府管理和服务创新。
据悉，广州试点项目要求“应在三个月内正式运营”，而且在强调科技创新的同时，相关应用项目要引领监管的创新，如提交的材料要求填写监管层面的创新点，以及风险点及风控措施。这意味着，仅单纯的技术创新，但尚未进入应用阶段的项目，并不符合监管要求。
目前，试点仍是一套成长中的机制，相较于项目的前期“入盒”，后续项目如何顺利“出盒”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一位靠近监管人士对南方日报记者表示，已纳入试点的城市对项目“出盒”已经形成一套监测机制。其中主要关注两大因素：一是监测风险，既包括业务本身的风险敞口，也包括系统自身技术及信息安全等方面的风险；二是考量业务成熟度，主要考量市场对项目的接受、认可程度，以及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对此，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认为，需要从“入盒”标准切入。一是预期效果，前期监管正通过预期效果进行遴选；二是风险可控；三是消费者保护，金融科技项目的创新，最终要被推向市场，因此项目需要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当然，试点也存在局限性。韦立坚坦言，在沙盒中，面对的投资者和业务范围、体量都有限，但金融创新的部分风险恰恰是业务体量达到一定级别后才会暴露出来。
除了降低金融创新风险，试点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一开始就帮助监管、机构和投资者（消费者）三方建立一个风险认知、沟通和协调机制，为大范围推广后的风险管控体系建设提供基础。
韦立坚建议，“出盒”后，监管机构仍需要持续跟踪，优化监管水平，创设机构要通过测试，持续改进和提高风控能力，投资者（消费者）要通过沙盒测试，认清产品的风险性质，为后续的投资者教育和消费者保护提供更合理的机制。
合作
或带来跨境金融新突破
在目前已公布的9个试点地区中，粤港澳大湾区占据两个席位——广州、深圳。
在全球金融行业竞争格局中，金融科技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广深两地获得监管试点名额，将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发展带来什么？两地又该如何打好金融科技这张牌？
多位专家认为，广深在金融科技积累上各有优势。
韦立坚指出，深圳的优势在于金融和科技都很发达，无论是科技公司培育的金融科技，如腾讯金融和微众银行，还是传统金融机构培育的金融科技公司，如平安科技和一账通，都已形成名片效应。“深圳可以进一步做一些前沿创新探索，尤其是金融业本身的创新，比如数字货币，基于区块链的资产证券化，智能投顾和智能投研，跨境资产配置和财富管理等。”韦立坚说。
对于广州，韦立坚认为，其优势在于监管科技领先，金融业发展较稳健，且有潜力的金融科技公司比较多，可以在金融科技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发力。广州市数字金融业协会秘书长江映霞认为，广州应立足辐射粤港澳大湾区深厚的特色产业基础，依托在人工智能、5G、区块链、分布式数据库等方面的数字技术优势，积极探索和研发一批金融科技创新项目。
珠三角分布着大量创新类的企业，这些企业有庞大的金融需求。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所所长兼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任志宏指出，金融科技可以有效地解决大湾区创新企业的风险、收益和流动对称及边界问题。广深同时纳入创新试点可以串珠成链，有效地串接企业湾区内金融科技的创新资源，同时还将有利于以腾讯、拉卡拉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加速将金融科技运用于各类场景。
“湾区金融和产业发展，必须要通过金融科技在跨境金融和市场互联互通取得突破。”韦立坚认为，广深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最为重要的两大城市同时被纳入试点，可以更好地在国家政策和央行等机构支持下发力金融科技。例如可以进一步设计跨境金融监管“沙盒”，允许内地和港澳的金融机构或者金融科技公司申请在“沙盒”进行跨境金融测试，加速大湾区金融融合和监管协调。
香港国际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湾区国际金融科技实验室特聘专家郑磊也提到这一点。他认为广深间金融资源禀赋差别非常大，可以相互合作，取长补短。大湾区也有必要协调行动，过度分散的创新可能导致标准不统一，造成系统与产品之间不能兼容。
南方日报记者 陈颖 黎华联